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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孙文、张謇、康有为等官方历史观点中的英雄

时间:2019-08-15 17:58来源:娱乐之星
    中国近代史一直是我最喜欢的一段历史,因其既打破了中国“独尊儒术”以来的种种僵尸般的压抑秩序,又没有走到后来那个幽灵东渐后充满暴力和阴谋的时代。只是可惜,尽管

    中国近代史一直是我最喜欢的一段历史,因其既打破了中国“独尊儒术”以来的种种僵尸般的压抑秩序,又没有走到后来那个幽灵东渐后充满暴力和阴谋的时代。只是可惜,尽管那个年代有许多仁人志士充满爱国救国情怀,要推动这个几千年的封建国家走向共和,却由于这个暮气沉沉的国度自身的积习弊端以及种种偶然必然的缘故,最终还是与“共和”擦身而过——像中年人回忆起年少时错过的姻缘一样,我们现在回望这段历史也是充满叹息。

    我一直认为这部电视剧是中国大陆最好的电视剧,其对历史的深入探究、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对台词的拿捏、情景的调度,无不是上佳水平,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样一个历史剧并不因为官方观点之好恶而隐其曲直,如慈禧、李鸿章、袁世凯、杨度等官方历史观点中的反面人物,毕竟也有其过人之处,如孙文、张謇、康有为等官方历史观点中的英雄们,则毕竟都非完人。

    要把一个五十多集的历史剧在一篇文章里说出个所以然来,是不现实的。既然前面提到中国最终还是与“共和”遗憾地错过,那就还是说这个错过吧。我想,除去一些偶然因素之外,实际上是由于几个内容的缺失,造成了这个老迈的国度最终并未走入共和迎接春天。

    一、观念之缺失。

    当年为挽救深陷危机的中国,朝野各路精英纷纷为这个病入膏肓的国家开出药方。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开展“洋务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图谋“维新变法”,孙文、黄兴等人则热衷“共和革命”。对于满清统治者来说,除了最后一种彻底颠覆其统治的选项之外,对于前面两种“药方”还是仔细考虑甚至一度心向往之的。为此,慈禧对于李鸿章、袁世凯等人在北洋的改革建设还是支持的,甚至对康梁“维新”也一度默许,“洋务”、“维新”等内容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成为了朝政市井的“流行词”。

    然而,即便这些流行词普及程度再宽广,如果没有相应观念的深入人心,“共和”大业终究是无法实质推进。如电视剧中,曾国藩等人虽掀起洋务之风,却只是以同治中兴的成绩颇为自许,并未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历史当口是千年未有之变局;民国虽然已经成立,但作为民国总统的袁世凯以及一干重要领导人士,对于现代国家权力运作与制衡的知识几乎处于空白状况。领导人物尚且如此,民间普罗大众更不必说了——革命党人还在南京革命阶段,一位老人求见孙文的状态是立时下跪、口称“皇上万岁”;民国成立后,孙文、宋教仁等人深入民间开展调研,却悲哀地发现民间的选举状态完全是一片乌烟瘴气。

    面对这种现代政治观念缺失的状况,各方是怎样的态度呢?清政府在“立宪”之前有“预备”,而且一预备就是十二年;袁世凯以此为理由,宣称中华还是实行“帝制为宜”;而后来的孙文则发明了一个“训政”。不论“预备立宪”、“帝制”还是“训政”的出发点如何,他们都把中国民众缺乏现代政治观念作为一个现实原因,只是他们都选择等待、延缓来推迟现代政治制度的实行,却没有一方决心一面推行现代政治制度提升民众素质,一面改进民众观念促进现代政治制度的施行。大概,这又是当时几方领导人观念的缺失了。

    二、程序之缺失。

    现代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讲制衡、讲程序,而“程序”二字之于传统中国来说几乎是完全陌生的。中国人在处世时都秉承着一种绝顶聪明的实用主义,于信仰、于办事、于社交莫不如此。于是在政治领域一旦需要革新,都喜欢不按照程序推进,而是充满了政治上的“拆迁情节”和“抄近路意识”。

    康有为在数陈变法之利,却深感推动之难时,并无平稳推进之实干精神,却是一把抱住光绪帝的大腿痛哭:“皇上,只要在朝中杀几个一二品的大臣,这法也就变了啊!”显然在他心中毫无程序之位置 。清廷晚期迫于民意宣布预备立宪,却只打着“预备”的旗号忽悠全国。民国成立后宋教仁被刺,当时的司法可以说已经做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按照法律程序向北京传唤国务院总理赵秉钧!赵被毒死后,司法途径仍有空间,只是孙文领导的革命党并不注重这个程序,还是掀起了“二次革命”。袁世凯出兵镇压革命党,面对国会议员的关于程序制度的责问,他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地宣称:“我早就违法了……”

    今天,若稍有常识,我们便知如果没有程序,即便是好心都有可能办成坏事,而如果谋事者还是怀着坏心呢?既无纯良理想之引导,又无必要程序之限制,能产生什么后果呢?电视剧描述的这段历史中,于康有为、袁世凯、孙文等人的动机倒可以不谈,只是我们却看到了缺乏程序操作导致的政治灾难。

    三、文化之缺失。

    在政治文化方面,中国统治者一直以来怀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自大心态,这种心态导致其领袖欲强烈而进取心和开拓疆土的决心并不鲜明。而民间则多秉承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认识,这是一种的道家思想所标榜的“变”,却绝非关乎时局、社会进步革新的“变”——对于中国人而言,即使是统治者替换,也并无不可,因为有“顺乎天道”这个万试万灵的幌子进行心理安慰,电视剧中有一个场景即是很好地表明了民间的这种心态:一个卖面条的在面对八国联军入侵时也处变不惊,说道:“祖祖辈辈都这样过来了,即便洋人来了,我煮的这锅汤,是祖宗传下来的,我酱死他!”

    统治者盲目自大不思进取,民间对政治权利、统治阶级从不过问,如果不打破这种政治文化,要“走向共和”当然还是难上加难。这是政治文化,当然如果说到其根源,大概还是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在这个文化里,生产者的自给自足是理想状态,统治者一旦“轻徭薄赋”已是莫大恩赐,而广大从事农耕的民众对于政治制度、政治权利方面并无多少需求。这种文化之于现代政治来说,必须与时俱进地更新和换血。回到《走向共和》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来看,当时中国仍是以农业文明为主体,工商业尚处于萌芽的发展阶段,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说,这样的经济基础是无法产生适应现代政治文明的文化的。

    四、信任之缺失。

    中国有一句古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话中透露出一种极端的实用主义和利己主义,实际上这个态度正是许多人的座右铭。而一旦怀着这样的心态,再讲信任自然已是奢谈——所以,袁世凯听到孙文以极端的理想状态掀起反清武装革命,并非为一己之私时,他对旁人反问道:“你信吗?”所以,革命党人不相信清廷预备立宪的诚意,恐怕清廷统治者们自己也不信;所以,孙文等人不相信司法途径可以解决宋教仁案的问题……

    不信任即无法和解,无法和解即带来另一种对话方式:武力。慈禧与光绪互不信任,结果变法变到维新派要诛慈禧,慈禧则杀掉了戊戌六君子;袁世凯与孙文互不信任,结果二次革命之后只是遍地军阀;后来的北洋政府与南方革命党人互不信任,带来的是北伐战争;再后来国共仍互不信任,只有拔刀相见……好比两个对坐下棋定输赢的人,双方都不相信对方赢了之后会给自己台阶下,于是一旦局势稍有变化,便掀桌子干架。

    在一种特定的“千年未有之变局”之中,稍有差池便会造成全局的崩溃,中国近代史上不但面对着太平天国、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等统治者无法控制的激烈事件,而自身还存积着如此致命的缺失,要“走向共和”自非易事。只是可叹到了今天,这几个缺失仍未得到填补,大概所谓“走向共和”还是处于一个未完成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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